“真马鞭也是这样的吗？”冼姨接过戏剧道具马鞭，摸了摸，问身旁的小志愿者。得知不是后，她哈哈一笑，将马鞭高举，摆出飒爽的姿势。
这一幕，发生在广州图书馆的“无障碍电影欣赏会”上。8月2日当天，大家“看”的是陈佩斯导演的《戏台》。台下，视障朋友和视健朋友一起欣赏了一个上午。
冼姨就是其中一位观众。在很多很多年前，她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但，她却是电影欣赏会的常客。
像这样的欣赏会，广图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
盲人，怎么“看”电影呢？
准确来说，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听”。而这，就离不开一群用声音作画的人。
在黑暗中讲述光影和《戏台》里“两个楚霸王”的情节有些相似，电影中黄渤是上半场，尹正是下半场；电影外，曾海燕老师讲述上半场，容芳老师讲述下半场，她们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档，都属于一个叫“星辰社”的志愿团队。
为了这场《戏台》，她俩把整部片子逐帧看了好多遍，戏曲术语、人名地名全部标出，逐个查证，“行头”“乐亭”“落子”注释得仔细，在放映前专门给大家讲解。容芳还从梨园世家朋友那里借来了红缨枪、双剑、马鞭——朋友的母亲是梅派传人，这批道具平时从不外借。她保证公益用途，这才借了出来，供大家在观影后触摸感受。
这种较真，从星辰社成立之初就刻进了骨子里。
星辰社是广图长期合作的三支口述团队中最年轻的一支，成立时间最短，成长速度却最快。靠着这种认真，他们完成了广图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走进启明学校，第一次进社区，第一次落地商业影院……
2019年中秋节，他们在广州海珠区卢米埃影城落地了第一场商业影院无障碍口述专场，放的是纪录片《共同命运》。虽然是公益包场，但他们还是坚持给每位观众都打印了实体电影票。很多视障朋友此前从未走进过影院，摸着那张票根，特别激动。影城有位外号叫“雪碧”的经理被这个场景打动，后来一有合适的片子就主动找他们合作。
他们的解说资料里，光口述稿就积累了厚厚一摞。做徐克版《射雕英雄传》时，容芳的口述稿写了一万多字，反复删改。片子空镜头多、特写多，不补画面观众跟不上，说太多又压过原片节奏。为了讲得更清楚，她干脆站着边比划边写稿，“找武侠招式的感觉”。容芳本身是金庸迷，加上“容”这个姓氏，有一个“容大侠”的外号；一起口述的还有一位姓“黄”的小伙子，合起来便成了“黄蓉大侠”。
有些电影里会出现方言、外语或手语对白，这些信息都在字幕上，视障观众看不到。星辰社不会让这些内容沉默。《射雕英雄传》有蒙古语台词，找来志愿者配上；《震耳欲聋》和《不说话的爱》手语段落多，除了设专人配音，他们还自学了手语，现在还能比划几句；《得闲谨制》里日语又快又密，曾海燕拉上女儿一起讲解。口述影像不光是描述画面，他们会尽力传递所有信息。
纪录片一直被视作口述影像的“雷区”——旁白太多，口述员很难插话。但曾海燕偏要踩这个雷区，2021年，她了解到广图纪录片中心藏着3300多部片子，“我说这是个宝库啊！视障朋友出门不方便，正好通过纪录片看看世界。”建党百年，星辰社做了五集系列纪录片《重生》；今年8月，他们将要讲的是《长征》。
开篇那位手握马鞭的冼姨，是在广图一次触摸阅读活动后，萌生了“看看”伦敦塔的念头。次年，她真的和家人去了一趟英国。从英国回来不久，星辰社正好讲《帕丁顿熊》，他们还准备了伦敦塔和小熊模型给大家触摸。电影里有冼姨走过的街角、站过的码头，她听得分外认真。散场后，冼姨跟志愿者们聊了很久。
粤语口述也是重要一环。广州本地很多老人只听得惯粤语，用普通话讲电影，“隔了一层”。星辰社选了残奥冠军苏桦伟真人真事改编的《妈妈的神奇小子》，先做国语版，又配合全运会和残运会做了粤语版，在西村街道和广州市盲协连放几场。西村是视障老人聚集的片区，他们在那里又放了周星驰的《功夫》、黄子华的《破地狱》。《桃姐》甚至在同一处连放两遍——观众看完第一场就要求二刷。“这是地方文化传承，不是需求少就可以不做。每个地方都要把自己的文化传下去。”曾海燕说。
去年，星辰社一共做了6部院线片。除了广图，深圳盲协也找了过来——《射雕》在深圳一天排了两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服务不同片区的视障朋友。曾海燕讲起这些不觉得累，“相互成就吧，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做一部片子，自己都像充了一次电。”
星辰社起源于跨校际的学生社团，最早一批成员来自执信中学和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孩子们拉上家长，家长又影响了身边的朋友，一群人就这么做起来了。后来不断有人升学、工作，也有人留到了现在。团队把培养新人当成日常功课，口述作品攒下口碑的同时，也慢慢吸引着新鲜血液进来。广州南方学院的英语教师何锦雯，这个夏天几乎每场活动都到场，从写稿、道具到现场协调，什么都搭把手。《戏台》放映结束，一位叫Haha的志愿者专门跑到台前，对两位讲解老师说：“你们讲得真好。”当场就加入了社团。
图书馆里的回响“一做就是十几年呀。”广州图书馆的李芷筠老师笑着回忆。
星辰社能走得这么快，有一个前提：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阵地协作，提供场地、组织观众、审核质量、对接资源。这个阵地，就是广州图书馆。
2009年，广图还在中山四路老馆时，就有过视障电脑培训、线下讲电影的尝试，只是那时还比较零散。迁入珠江新城新馆后，李芷筠接手这项业务，把分散的服务整合成了系统。她是广图重点群体服务组的负责人。团队一共六个人，没有专职无障碍岗位，但所有重心都倾斜到了这里。
为什么是图书馆来做这件事？
“图书馆的核心职能是挖掘、提供知识文献资源。我们不包揽民生帮扶，而是专注文化赋能。有《公共图书馆法》托底，做这些事名正言顺。”在李芷筠看来，口述电影只是一个入口，一部口述稿几万字，和一本书其实差不多。有声书录制、盲文图书制作、纪录片解说、文博导赏……这些事一件件做下来，指向的是同一个目的：让所有人平等地“读”到这个世界。“文化这条线，我们必须守住。”她说。
六个人做的远不止放电影。广图二楼有一间无障碍工作室，盲文打印机常年开着。双面机快，普通文档几分钟就能变成一页凸点；单面机专门印带图形的文稿，数学几何图、地图也能用点位“画”出来。去年暑假，光视障学生的盲文作业就打了1000多页。旁边配着一台点显器，连上读屏软件，屏幕上的文字同步变成一凸一凹的点位，摸着点位、听着读屏，就可以学盲文。“视障群体是全民阅读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最需要图书馆提供配套服务。”李芷筠说。
2025年，广图取得国家版权局无障碍版本制作备案资质，可以合规地为残障、阅读障碍人群制作适配影音、书籍资源。有声书采取“读者需求驱动”模式：读者提出想看的书，馆里招募对应语种志愿者录制，以捐赠形式存入资源库，合规规避版权问题。
但广图最核心的价值，不是自己做内容，而是“搭台”。李芷筠把图书馆定位成一个资源协调枢纽：影城、基金会、公益团队、高校、社区，有机构缺口述员、场地、物料，都会通过广图对接。
这份连接结出了不少果实。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把口述影像开成了公共选修课，广图提供实践指导，学生写稿、录制、打磨，很快就产出了《让子弹飞》《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口述版。广州大学统计学院的学生团队是主动找上门的，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至今已传了三届：先是产出了8部《哈利·波特》系列口述作品，都捐给了馆藏；接着下沉到河源、梅州的县城培训当地志愿者；现在正在尝试体育口述影像。这些年轻人将来未必都做口述员，但“无障碍”三个字会被他们带到不同的方向里去。
蔡东恺是广图团队里上手最快的年轻人。2023年8月，他去宁夏参加中国盲文图书馆组织的无障碍电影制作培训班，回来整理了两套课件。此后三年，他跑遍了梅州、湛江、贵州毕节等地，把培训送到基层。“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足够人手做无障碍服务，但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在毕节，特教学校的老师告诉他，孩子们最缺三类图书：文学类、艺术类、医药按摩类。“全国普通高中阶段，配齐全部全科师资的特殊教育学校，只有5所。绝大多数视障孩子初中毕业就只能读中专，人生路径一下就窄了。”蔡东恺说，视障群体的命运改变，常常就差那么一点信息、一份盲文资料、一本有声书。图书馆的角色，就是别让这一点成为天堑。
在广图，无障碍服务早已不止于电影。赵捷鸣是后天失明的视障老师，失明前是专业烘焙师，会做香、做手工。“自己淋过雨，就想给其他视障朋友撑把伞。”她主动申请入驻广图开设手工工坊，教视障朋友做香牌、香囊，不用明火，全凭触觉和嗅觉掌握原料与步骤。学会之后，她还能帮忙对接代工订单，让学员靠手艺获得收入。目前已有三名学员可以独立完成香牌制作。李芷筠觉得这件事比直接给钱更有意义——自己挣的和领补助，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种尊严。”
有的视障朋友在广图参加了几次活动后，被那种氛围感染，主动跑去亚运会做了志愿者——从被服务的人，变成了服务别人的人。这些细节李芷筠讲起来很平淡，但能听出她是真的欢喜。
李芷筠心里清楚，远未到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我们现在最缺两样：一是偏远地区覆盖不到，二是缺少专业人才。”她一直想筹办一场广州无障碍文化论坛，把全市做无障碍文化服务的组织聚到一起，互通信息、探讨行业发展，但精力有限，迟迟没能落地。下一站，广图计划把服务拓展到大湾区，“这是我们‘十五五’规划里的目标。”
一套设备，仍在等待片源如果说，星辰社和广图代表的是“手工式”的内容打磨，那么另一条路径——标准化影院设备——正在尝试解决“工业化”的问题。
传统口述观影靠志愿者现场手持麦克风解说，解说音和电影原声同时播放，节奏不好匹配，同场的健全陪同者也会被打扰。更要紧的是，这种形式必须依赖机构统一组织专场，视障者只能被动参与。标准化设备走的是另一条路：影片提前制作内嵌解说音轨的无障碍版本，通过独立声道传输，只有佩戴专用耳机的视障观众能听到解说，旁人则不受影响。
今年7月10日，华南首个配套专用无障碍设备的影厅在广州寰映影城天河环贸店落地启用。这套设备由上海电影技术厂研发，包括一个音轨发射器和20副专用耳机。视障观众可以自主上网选座，以优惠票价购票，和普通观众坐在同一个厅里，无需等人组织。
推动这件事落地的核心人物之一，是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谢淑婷。她记得很清楚：2024年底，设备厂商找到她，她就动了心思。那时国内外无障碍影厅已经起步，上海、北京都有，唯独广东还是空白。
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整套设备不到三万元。广东康益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了解项目后，很快全额捐出。真正的拦路虎有两道：硬件适配和片源。
设备运到影院，第一关就是硬件适配。这套系统需要放映设备有特定的音频接口，寰映影城既有的放映设备型号很新，没办法适配，但他们没有放弃，而是专门从其他门店调来支持接口的放映设备，替换了原有机器，这才完成了对接安装。
片源是另一道难关。一部院线电影要做成无障碍版本，必须从片方拿到加密母版，重新合成一条内嵌解说音轨，再封装成符合院线放映标准的拷贝。这套工序，目前全国只有中影集团和上海电影技术厂有能力完成。而片方手里攥着母版，配合的意愿并不高——单独录制解说音轨要增加成本，加密硬盘一旦流转就有内容泄露的风险，加上残障受众体量有限、带不来什么商业回报，多数片方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产量数字能说明问题：2022、2023年每年还有几十部，2024年降到十几部，2025年只剩个位数，2026年至今一部都没有。以《飞驰人生》为例，前两部都做了无障碍版本，第三部却没了下文，原因没人说得清。而且即便有了片源，使用也受限——片源存在专属硬盘里，密钥绑定固定影厅和固定时段，播完硬盘必须寄回片方，无法流动放映。
“没有片源，有设备也是摆设。”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决定让设备先落地。“总要有个起点，让社会看见这个缺口。”
首映用的是2024年的《我们一起摇太阳》，靠公益电影经纪人协调才拿到硬盘和专属密钥。
第二试点已经列入计划：荔湾区西村街道和苑社区，那里集中居住了约四十名视障人士，是芳村盲人大院拆迁改造后的安置片区。基金会正联动荔湾区残联和街道，对接周边影城。远期规划是向佛山、深圳等珠三角城市输出全套经验。
谢淑婷并不认为标准化影厅会取代口述专场。“两种模式定位不同，互为补充。广图口述场服务稳定、覆盖人群广，适合集中帮扶；影院标准化设备主打常态化自主消费，不用被动等待组织。”
首个无障碍影厅的出现，并非一个“孤立的起点”。它的根基，恰恰扎在广图和星辰社等团队十余年培育的土壤里。没有广图用几百场活动养出的视障观影习惯，没有星辰社一次次敲开影城大门证明“视障群体也愿意进影院”，就不会有基金会拿到设备后立刻找到愿意合作的商业影城，也不会有企业默默掏钱支持。“这是多方蓄力后的一次显影。”谢淑婷说。
被看见的，不只是电影所有这一切的基石，是残障人士心底那份“我可以的”。
曾海燕永远忘不了几年前在广图的一个下午，她带一位视障大姐去接开水，想伸手帮忙，大姐连说几遍“我可以的”。她退到旁边，看着大姐靠水流声判断水位，用指尖试探水温，动作精准流畅。“那一刻我才真明白，他们要的不是被特殊照顾，而是和所有人一样的平等权利。”
从那以后，星辰社一直强调“支持服务”而不是“包办替代”。“真正的共融，是让他们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走进影院，而不再被动等待。”
这件事也在改变做事的人。李芷筠原本“天天跟书打交道，安安静静的，话特别少”，接手无障碍服务之后，要对接各个组织，协调大大小小各种事，“硬生生练得健谈了”。志愿者也一样，去年做完《河西走廊》口述，星辰社四个志愿者结伴跑去甘肃，看自己讲解过的那些山和路。
这座城市的边界也在向外拓展。广图已经将无障碍服务写入“十五五”规划，目标直指粤港澳大湾区联动。香港专做体育口述影像的团队，去年全运会期间专门来广图交流过体育口述的经验。
法律层面的支撑正在逐步到位。广州市政协委员郑子殷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三十六条已经为无障碍“软服务”提供了根本性保障。法律定的是原则和方向，广图等组织这些年的摸索，恰好回答了“怎么做”的问题。
他说，希望有一天，残障人士看电影不是新闻，而是日常。
当然，现实远非坦途。片源供给连年萎缩，缺少顶层制度约束，制片方不配合，没有一家影院能独自解决片荒。公益包场靠明星粉丝团和爱心企业撑着，缺了金主就难以为继。视障群体习惯了免费模式，付费观影的观念需要慢慢养成。盲道上的电车、单车，很多人随手一放，根本想不到这会给其他人带来什么——社会整体的无障碍意识，还差得远。
明年，谢淑婷就要退休了。她早就想好了退休后的去处——去广图做志愿者。“这件事开始了就放不下。”她说。
采写：南都N视频见习记者 周旭辉
摄影：南都N视频见习记者 周旭辉
设计：何欣
出品：南都政务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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